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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答“钱学森之问” 何以解“钱理群之忧”

来源:网络整理  时间:2018-11-09 14:13

  石云里

  近十多年来,中国大学教育一直存在着两个未解的疑团。一个是钱学森在2005年,对时任总理温家宝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另一个是北大教授钱理群,在2008年就北大110周年校庆及《寻找北大》一书出版,回答采访者时,道出的一个忧虑:“我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钱理群所忧虑的结果,其实已不断出现:陷于贪腐的大小官员,专靠赚黑心钱发财的老板,在媒体上发表不负责言论的无良写手,还有动不动就在国内外公共场合制造出各种悲喜剧的“中国巨婴”……

  所有这些人都或长或短地接受过学校教育,很多人甚至还是大学和研究生毕业。

  “钱理群之忧”所涉及的,其实就是一个“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则是教育的一个基本问题。

  通识教育,也许是解决“钱理群之忧”的方向。

  通识教育的兴起

  通识教育是1917年到1919年之间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的。

  一战结束后,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开设了相关课程,以引导学生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来自何方,我们的文明继承自何处,我们的文明反映了人类共有的何种东西?也就是培养学生对于欧洲文明及其价值的认知与认同。

  这种做法受到政府的认同,并被其他大学学习。

  之后,二战快结束时,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柯南特发动了一场针对美国大学教育的讨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大学培养的人才在战后如何成为西方文明的维护者。

  他认为,科技进步使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大大加快,也使社会随之发生急速的变化,导致社会阶层高度分化,人们的意志无法统一,社会不能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他对此深感忧虑,想通过大学的通识教育来培养未来社会精英们的社会责任感。

  于是,柯南特在哈佛推动了一场课程体系改革。他任命了一个由13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专门讨论“自由社会中通识教育的目标”问题,并在1945年形成了一份报告,题目是《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

  报告将学校教育分为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指出:“通识教育指的是学生全部教育中使其首先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民的部分,而专业教育则指使学生具有某种职业技能的部分。”

  也就是说,通识教育所要解决的是把学生培养成什么人的问题,而专业教育解决的则是职业技能的问题。这种教育理念其实并非柯南特首创,而是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人文主义文科教育继承而来。这种教育反对功利主义,而把培养具有美德并具备审慎生活态度的公民精英作为自己的目标。

  报告以及哈佛大学的这场改革影响巨大,标志着所谓“通识教育运动”在美国的兴起,而这份报告则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是“通识教育运动的‘圣经’”。

  此后,美国各主要大学都会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对自己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作出调整和改革,但“培养什么人”始终是关注的中心。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与弥合

  欧洲近代科学的出现与迅猛发展导致了以近代科学方法为基础的技术革新热潮,并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随着这一切的发生,人文学科与科学学科之间却出现了断裂,并且鸿沟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并以两次世界大战的形式爆发。

  用现代科学史之父萨顿的话来说,“由于旧人文主义者的冷淡与疏远,也由于某些科学家的狭隘,不过首先还是由于掠夺成性者不知足的贪婪,产生了所谓‘机械时代’的罪恶”。后来,才有学者明确地把这归结为两种文化的分裂,也就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

  作为一位乐观主义者,萨顿认为“这种‘机械时代’必然要消逝,最终要代之以‘科学的时代’”。为此,萨顿给这种“机械时代”开出了一个药方,他称之为“一种新的文化,第一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即新人文主义”。萨顿试图用这种“新人文主义”架起一座沟通人文和科学的桥梁,并把科学史作为这种“至高无上的人文主义的开始”。

  在萨顿看来,新人文主义就是要经由科学史达成的一种哲学,目的是要实现历史知识与最新科学发现的结合,既将科学精神融入人文,又从人性角度看待科学,以达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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